我再次向卡特提出了离婚，我们坐在床边，开诚布公地讲了我们婚姻的种种不和谐，归根结底，我给不了她她想要的爱情。

    她终于同意离婚。

    然而第二天早上，卡特再次反悔，她的情绪有一些不稳定，我为了安抚她，答应再给她买一间服装店，她才逐渐平静下来，又不愿意再提离婚的事情。

    这一番折腾使我上班迟到了半天，海德里希非常生气，但我在半天内就做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他最后还是没有多说我什么。

    令我意外的是，隔了几天，我回到家时，卡特主动向我提出了离婚，并且直接给了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我们短暂的婚姻就此结束，她离开了柏林，走之前看我的眼神意味深长。

    直到问了海德里希的副官，我才得知是海德里希派人把卡特接到办公室，和她谈了50分钟，要求她离开柏林。她不听，最后海德里希说要把我调走，卡特才终于同意离婚。

    我感到内疚，卡特确实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是我愧对了她。我向她汇去一笔不小的赡养费，而后在银行职员处得知，已经有人给她汇过一笔数目更大的款项。

    不用想，我都知道是海德里希，他虽然冷酷无情，但有时又格外贴心。

    在这段时间，我曾经接到过好几个机密任务，内容是处理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同性恋者，文件虽然含糊其辞，却依然看得出极其残忍。我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设法拒绝了指派，并劝说缪勒不要大开杀戒。

    我的主要工作始终是情报部门的工作，我谨小慎微才能求得明哲保身，无力顾及更多，只能尽我所能地保全我所能保全的无辜者。

    此时已经是元首决定以行动对付捷克的时候了。

    党卫队派出工作队到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地区，设法进行挑拨，使斯洛伐克与捷克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

    海德里希派遣了由瑙约克斯指挥的破坏小队，巧妙地制造了一起巧克力糖厂爆炸事件，嫁祸给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捷克政府就此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宣布斯洛伐克进入紧急状态。

    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赶到柏林晋见元首，我留在最后以确保哈查从布拉格到柏林的回程；当天，哈查就被迫签订协议，德国和平占领捷克。

    元首日夜兼程赶到布拉格的雷德兴堡，我负责安排他的住处。

    夜晚，元首因为刚完成了一件大事而心情颇好，一反常态地饮了一些酒。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平日里通常滴酒不沾，一喝酒就很容易醉，我贴身保护他的安全，搀扶着他到卧室休息。

    我将卧室的门轻轻阖上，扶着元首坐到柔软的床垫上，他突然大力地握住我的手，在我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翻身将我拉扯到床上。

    “格莉”

    元首压在我的上方，一只手扼住我的右手手腕，另一只手缓缓抚摸上我的脸颊。他呢喃着一个女性的名字，我知道那是他死去的情人，格莉·劳巴尔。

    他们在1928年相识，格莉是元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的女儿，在元首狂热的追求下，二人开始了同居。

    在我听闻的逸事里，最终，格莉爱上了元首的司机，而元首因此和那个追随他多年的男人大打出手，而后将其赶走。占有欲和掌控欲极强的元首禁锢了格莉的自由，不允许她与任何男人接触，这个可怜的美人在1931年于慕尼黑的寓所中饮弹自尽。

    一种可怕的猜测涌上我的心头，元首一直对我青眼有加，我如此年轻而频繁地获得升迁，除了我个人的能力和海德里希的私心之外，难保不会有元首的Cao控。

    而这一切，竟然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最爱的女人？

    这实在是太过荒谬，然而当元首真的开始脱我的衣服，真实的惶恐让我浑身发凉，比初次面对海德里希时还要紧张和恐惧。

    门外是层层持枪把守的卫兵，面前的人是德意志最高的领导人、纳粹党的党魁，手中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的元首——

    我僵直着身体，脑海里闪过无数解决方案，却都一一被我否决。没有人可以挑战元首的权威，我好像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顺从元首，然后等他清醒过来。

    这样都不一定能让我活下来，如果他突然反悔，担心我泄露这一晚的秘密，我还是会被灭口；更令我害怕的是，我身上还有海德里希留下的标记，如果被元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