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联络早在淞沪抗战前就断了，祝贺阿令考上大学的信迟迟没回应，蒲郁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看来，是再也不会来找自己。

    清闲的午后，蒲郁拨通报馆公开的电话，装作仰慕笔者的进步学生，轻而易举拿到了施如令的收信地址。

    “施高塔路十一号。”

    蒲郁怔然不语，电话那边“喂”了几声，断线。

    施高塔路十一号是内山书店，由日本侨民内山夫妇创办，因治外法权得以出售政府查禁的“进步书籍”，鲁迅及许多左-翼作家常常光顾。自然，是情报站重点监控的地方之一。

    蒲郁还是去了，离书店还有一段距离就让车夫落了脚。该怎么去见阿令？她想了好几种办法，最终决定堂堂正正地出现。

    “你好，请问施如令在这儿吗？”

    书店前堂不大，两壁全是书，几乎要碰到天花板，澄黄的灯盏将屋子照得暖烘烘的。也不知眼前的是店员还是客人，蒲郁被他打量片刻，听他朝里屋唤道：“许先生！”

    出来的是位女士，三十余岁，看上去是很柔和的。她向对年轻的学生那样问：“来找施女士吗？”

    蒲郁客气道：“我是阿令的表妹，想来看看她。”

    “哦，这样啊。我帮你问问她现在在哪儿，你稍等一下。”

    这一等就是大半辰光，蒲郁百无聊赖翻看摆在书店显眼处的日文书籍。经书一样，她只认得平假名（特训班时陈芸央着她强迫学的）。于是丢了书，留话说在斜对面咖啡店等。

    等来的不止施如令一个，还有《申报》的路记者。他一说名字蒲郁便想起来了，最初写文章贬斥二哥的那位。

    嚯，魑魅魍魉粉墨登场。蒲郁心想。

    “来两杯咖啡。”蒲郁唤服务员，又问对坐的两位，“你们还吃点什么？”

    “不用了。”施如令淡淡地。

    她眉眼没太变，长发梳在背后。着一条豆绿小斜格纹长旗袍，外搭略深些的苔藓绿毛线开衫，整个春日复苏似的。

    知识给了她新的力量。

    蒲郁呷了口咖啡，起稿一篇艰深的学术论文般出声道：“我以为你不在上海。”

    “我也以为你不在上海——”施如令迅速接腔，又顿了顿，“你怎么晓得联系我？”

    这话是问怎么想起来联系她了，还是问怎么知道哪儿可以联系她的？

    蒲郁答后者，“凑巧看到你登报的文章，问了报馆。”

    “哦。”

    蒲郁瞥了路记者一眼，看回施如令，“男朋友？”

    施如令有点儿迟疑，但还是果断道：“朋友。”

    路记者搓了搓手，挤出一个端着的微笑。就差把“我在追求她”写脸上了。

    蒲郁回以礼貌的笑，依然把他当空气，问：“学业不紧张吗？怎么想到的回来的？”

    “……有几位朋友要来上海，我在这里等他们。”施如令道。

    “学校的朋友？”

    施如令说不出为什么无法招架蒲郁的提问，索性一口气道：“我去年去了趟哈尔滨，结识了一些作家朋友，他们的文章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不得不南逃。”

    路记者补充，“萧军、萧红，你知道吗？”

    蒲郁轻轻摇头。

    “她不关心这些。”施如令小声道。

    蒲郁道：“我是个裁缝。”

    路记者点头，“阿令讲起过，她最时髦的衣裳都是你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