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观察着莫母，每个词都说得很慢，好像这问题需要长久的思考才能答得上似的。念到美国最后一个“国”字，空了两秒，莫母仍张着嘴没有反应，不等医生再念下一个，站在一旁的莫父着急道：“你长两个耳朵是摆设么，没听医生刚才说美国？”

    医生停下笔，目光严肃：“家属请不要干扰诊断，如果做不到，麻烦出去。”

    莫父立刻噤声，将嘴巴闭得紧紧的。

    莫母飞莫父一个白眼，对医生讪笑笑：“美国，是美国。我刚想起来了，正要说呢，都怪他打岔。”

    医生“嗯”了一声，“下一个问题”，他撕下一片纸，递给旁边助理：“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包括你的身体情况、锻炼方式和饮食习惯，来回忆一下顺序吧，我们先聊的哪个？后聊的哪个？”

    莫母不笑了，隔了一会儿，才试探着问：“好像是……广场舞？”看医生没反应，又说：“哎不对，先聊的是那个，是……”她转过头，望望莫父，又望望莫安安，仿佛指望在他们两个脸上瞧出答案。

    医生没等她说完，从助理手中接过就诊卡，推了过去，看向莫安安：“去吧，带你母亲去做核磁共振和血检。”

    检查一项项做过去，然后是等报告，这是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守在报告机前的人有很多，由于座位有限，大部分人都干站着，远远看去，好像非洲草原上一片片群立的狐獴。中午夏衍仲也来了，打包了醉蟹和其他小吃，但没人吃得下。莫安安对那些东西一指头也没碰，去自动售货机买了瓶凉水，喝下权当是午饭。

    到下午两点多钟，莫安安和莫父拿着两份报告单敲开了同一个医生的门。

    检查的结果和报告单上文字说明一致，一切正常。

    这并非好消息，因为在宣告这一点的同时，医生还告诉他们，莫母表现出了明显的散发性记忆障碍，既然大脑里没有肿块、没有中风，血检也无异状，必然存在其他没查出来的问题。

    他说这些的时候翻动着莫母的病历本，叹了一声：“太年轻了。”又问了敖衡那晚问过的同一个问题：“她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里，有没有谁出现过同样的病症？”

    从进门到出门，只用了短短十几分钟，莫安安的希望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医生尚未下诊断，她已经在心里认定，十之八九，母亲的病就是老年痴呆。

    第二天的检验项目是脑部PET，到手的检查报告沉甸甸的，印证了莫安安的猜想。

    两天的就诊奔波劳累，做完检查莫父陪莫母回酒店休息，取报告时莫安安是独身一人。从医生诊室出来，她像没睡醒似的，木然地踱步到了住院部的小花园。

    天凉，院子里很冷清，只有一个瘦削得像细面似的男患者，挂着尿袋，在鬼鬼祟祟地抽烟。听见有人走近，他呛得咳了两声，慌张地把烟头踩灭。定睛看清来者不是督查抽烟的护士，男人依依不舍地瞅瞅地上还余很长的烟屁股，慢腾腾地挪着步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