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则是从内参上看来的，有这个先例，我还敢把钱往那里扔吗。向希望工程的黑手不仅仅毁坏了中国希望工程的声誉，也毁坏了中国“有关部门”的信誉。我自己认为，这种腐败是天底下最为可耻的恶行之一，因为，它耽误的是渴望求学的孩子们的前途，它玷污的是一块最为神圣的事业。当那些畜生把贪婪的手伸向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仅有的人性和良知。而且，希望工程的资金都来自于好心人的无偿赞助，正是那些钱在给孩子们带来微弱的阳光和希望，当他们知道自己的钱并没有给孩子们带来福音，而是被腐败分子吞噬的时候，他们的内心该是一种怎样的失望和哀痛……

    地中海对我时不时会发表的偏激言论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今天自然也不例外，道：“小新同学，你不要相信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裴语和小道消息嘛，要相信政府机构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嘛。”

    我也不敢和他闹得太僵，附和了他几句，表示以后不会再相信这些东西了。

    我和地中海继续“谈心交流”他自然是想让我打消办基金会的念头，而我则坚持要办。地中海见说不动我，脸上笑意消褪，已稍带愠意。如果换了别的同学，恐怕早已退缩让步了，但我可不想就这样放弃我的梦想。事实上我也没什么好怕的，得罪了地中海又怎么样，只要我没什么特别严重的违纪行为，只凭我在江中救人的事迹学校也不能随便把我给开了。在学习上他们倒不会给我穿什么小鞋的，五中是重点中学，升学率每年都必须在97、98%以上，他们可不希望我考不上大学丢学校的脸面，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不知是不是我身上具有一部分石中天的记忆，近段时间我感觉我的学习能力好象提高了不少，以前视为三座大山的数理化好象变得容易了不少，不象以前上初中时老是看不懂，现在就算白洁上课不理我我也无所谓，她在上面上她的课，我在下面自己看书做作业，大家互不干扰。

    地中海见我软硬不吃，也很恼火，但又不好发作。我们自发创办基金会并不是学校明令禁止的事，何况我们的宗旨又是写得那么的冠冕堂皇，他可找不到什么可据以取缔的理由。当然，我也不能把他得罪透了，一再申明我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的学习，也让地中海有个缓和气氛的机会，他毕竟是老师嘛。顺便还提到这回学校组织篮球和足球选拨比赛的事，表示一定积极参加，争取能代表学校却取得好成绩。这事现在是张三丰在抓的，由于张三丰没什么号召力，事情进展很不顺利，都还没一支队伍报名参赛呢。我这么说，无非是表示一下我不会再在张三丰竞选学生会体育委员的事上进行“阻击”这才让地中海的脸色又好看了一些。

    李队的老婆可真是姗姗来迟了，现在才到。地中海见了她很是客气，“周大记者、周大记者”地叫，又是请坐又是倒茶。现在的记者地位很高，尤其是各级政府机关都对记者是又爱又恨，一方面需要记者为自己的政绩进行宣传造势，一方面又怕地方上的一些黑幕、漏子什么的被捅出去。李队的老婆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写过不少的大文章，一支笔在市里也有点名气的。加上她老爸又是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所以她的报社里也算是个大人物，凡是她写的稿子没有不登的。上次她采访过我江中救人的事迹，那是丁玲硬拉来的，这次她又来采访我，还是丁玲出面请来的，不然的话，这种小事可请不动她，谁让她是丁玲的干姨呢。

    说实在的，我们这点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价值，基金会的执照都还没能领下来呢，开不开得成还是个问题。但大记者毕竟是大记者，只要她想采访的话，总能找出些“亮点”首先，一个中学生想创办一个公益性质的基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物以稀为贵，我也算是抢了口头水吃；其次，这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力量进行济贫帮困的活动，帮政府解决些难题。

    现在因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二极分化的趋势相当明显，社会上已有一种仇富的心态，时不时就有下岗工人和上访人员到市政府门口静坐示威。听说北方的一些城市都特别成立了“上访办”还在北京也设有办事处，专门“围追堵截”到京的上访人员，现在上面对于信记工作都很重视，视为事关“稳定”、“团结”的大事来抓，对各地来京上访的人数都有指标，要是超出一定的人数，就要追究当地“一把手”的责任呢。我们市里对于抓社会稳定也是非常重视的，这几年虽然没有发生大的上访事件，但也都不敢掉以轻心，这可是事关政治前途的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