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好像结束了。”我们周围的客人们纷纷离座。跑道上的泛光灯熄灭了。

    “咱们再喝一瓶，”克劳德说“因为现在不可能开着汽车前进。不然咱们得在最后一轮之前走。”

    于是我们又喝了一瓶香槟。帕斯卡勒和昂热拉轻声商谈，她们在“自由日”要穿什么衣服。克劳德和我谈了点赫尔曼。他对有些事情和形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必定感觉到发生了什么改变我的事情。他改变话题，我们泛泛地谈论人。我又想起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是这一句：“你知道吗，罗伯特，我越年老，就越相信，人们永远不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去判断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动机。”

    饭店里几乎全空了，我们才起身离开。人群走光了。我们走向停车场，脚下踏着纸铺的毯子，那是由几千份被扔掉的赌马报构成的。

    46

    昂热拉和我在“湖滨”酒店住了一夜，得到了两个安静的房间，它们朝着运河。里面很暗，但我们反正不打算在此呆久。星期二晚上，当我们在卡格奈斯-苏梅尔的赛马之后回到昂热拉家时，我给“庄严”酒店打了电话，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

    “有，先生。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碰头地点照旧。”

    这是跟钻石伊尔德约定的暗号，她同意我的要求。

    十点“湖滨”酒店里我房间的电话准时响了。

    “卢卡斯先生，这里有位利希敦士登先生。他讲他跟您约好了。”

    “我们马上去大厅。”我说。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的精梳毛纱套装，一件黄色和紫晶色的胸衣。胸衣有一根宽带子。外衣的衬里跟胸衣是一样的颜色，当昂热拉敞开胸衣时，能看得见。

    这位利希敦士登是个年轻、严肃和毫无感情的人。他只出示了一封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签字授权他进行已谈好的交易的信。

    “咱们必须去瑞士的水星银行，”利希敦士登说“在车站街上。咱们最好走路过去。”

    苏黎世阳光普照，很暖和。

    在瑞士的水星银行里，我们坐电梯上到五楼。这里的全部墙壁都嵌着红木墙裙，地上铺着厚地毯。一位职员请我们等候。他进了一间办公室，马上又跟另一位年龄较大、很胖很慈祥的先生出来了。他自我介绍是行长吕特。吕特带我们来到他那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办公室。我们全坐下来。

    利希敦士登递给吕特许多张纸。他们轻声交谈。

    “这位利希敦士登是谁？”昂热拉问我，同样也是低声。

    “我在杜塞尔多夫银行的一位代理人，我把我的遗产存在那里。是我请他来这里的。你明白吗，我不能把全部八十万马克运出境。这样，从银行到银行，要容易得多。一个账户仍然是件相当棘手的事。”

    “我明白。”昂热拉说。我想，她不再提其它问题，我是多么感激啊。

    吕特行长抬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