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您指责您自己罪孽深重，”利埃旺打断她的话，说“我还是要忠诚于您，永不变心。不过，如果我们应该担心警察的追捕，那就请您赶快告诉我，好让我立刻安排您逃走，别耽误了时间。”

    “逃走？”她对他说。“我怎么能在法国旅行呢？我的西班牙口音，我的年纪，我的慌张的神色，会使得头一个向我要护照的警察把我抓起来的。毫无疑问，波尔多的警察这时候正在找我；我的丈夫一定答应他们，如果找到我，就给他们一把把的金币。离开我，先生，不要管我吧！我要对您说一句更加厚颜无耻的话。我爱慕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而且还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啊！这个男人是个怪物，您会看不起他；啊，只要他对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我就会立刻朝他飞去，我不说飞入他的怀抱，而要说飞到他的面前跪下。恕我冒昧地说一句十分无礼的话，但是在我堕入的耻辱的深渊中，至少我不愿意欺骗我的恩人。先生，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钦佩您的、充满了感激之情的，然而永远不会爱您的不幸的女人。”

    利埃旺变得十分忧愁。

    “太太，”最后他声音微弱地说“不要把那突如其来的、充满在我心里的忧愁当成是我有离开您的打算。我在想逃避警察追捕的办法。最保险的办法还是留下，藏在波尔多。以后我会向您建议，由您代替另外一个和您年纪相仿，和您一般漂亮的女人上船，她的船票我事先会买好。”

    说完这番话，利埃旺的眼光好象熄灭了。

    “唐古铁埃-费兰德斯，”莱昂诺尔说“引起了在西班牙实行恐怖统治的那一派人的怀疑。我们常坐船到海上游玩。一天我们在外海遇到一条法国的小双桅樯帆船。‘上这条船，’我丈夫对我说“让我们放弃在卡塔赫纳的全部财产。’我们就这样走了。我的丈夫还非常有钱，他在波尔多盘下一家很大的商号，重新做起买卖来了。不过我们过着深居简出的孤独生活。他反对我跟法国人交往。特别是近一年来，借口政治上需要小心谨慎，不允许他和自由党人见面，我没有出去做过两次客。我闷得要死。我的丈夫是十分值得尊重的，他是个极其慷慨大方的人；但是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悲观地看待一切。不幸的是一个月前，我要求他租个包厢看看戏，最后他同意了。他挑选了最不好的演出节目，租了一个完全伸到舞台的包厢，为的是不让城里的年轻人看到我。那不勒斯的一个马戏班子刚到波尔多啊！先生，您要看不起我了！”

    “太太，”利埃旺回答“我在聚精会神地听您讲，但是我只想到我的不幸，您永远爱着一个比我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