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过，又是将近四年。直到中法战争爆发，他才又重新出山。

    1882年5月30日，法军入侵越南东京（今河内）。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且“久列藩封”，已二百余年。法国的行动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而且对中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6月初，清政府出兵越南，中法对抗，一触即发。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中法两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战争才全面升级。

    观音桥事变发生在1884年6月23日。原先两国交战只在越南境内，观音桥事变后，法军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把战火烧向中国本土。随着局势危迫，朝廷“需材孔亟”，而宿将元勋凋零已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5月，中法交涉相持不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起用刘铭传，打算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往粤西，作为后路援军。可朝廷没有马上采纳李的意见。9月间，朝廷指示李鸿章，如法人肆意要挟，和局难保，必须做好开战的准备。

    于是，李鸿章再次提出起用刘铭传，称刘主动请缨，表示愿率旧部万人赴越作战。并说当时驻扎在天津的刘盛休，驻防江阴、吴淞的唐定奎、吴宏洛各营，均为刘之旧部，堪称“久经大敌，素称劲旅”。

    朝廷闻奏，指示李鸿章“悉心酌度”，并未立即下达任命。转过年来，局势越发紧张。就在观音桥之战发生前两个月，即1884年4月11日，朝廷终于下达了起用刘铭传的谕旨。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着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毋稍迟延。

    消息一传出，《申报》立即刊文赞扬。声称刘铭传“统兵垂二十年，洵称‘百战宿将’，朝野咸相倚重”，对他出山寄予厚望。

    这时候，清政府也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4月30日，朝廷再度下谕，声称“近来越事益急”，“迭谕沿海疆臣妥筹战守”，并特召刘铭传等“来京听候调派”。

    1884年6月26日，观音桥事变发生第三天，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批准建立中国海域舰队，将原来东京分舰队和中国与日本海分舰队合而为一，组建中国海域舰队，由原东京分舰队司令孤拔将军为总司令。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在当日致电孤拔，令其立即率部开赴中国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