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信心，还有健康——他的新伤旧伤加陈年的训练强度过大，医生宣布说他的肌rou年龄已经到了中年，不合适做稍有强度的运动，这意味着他再也无法进行训练。

    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他原本有个谈了一年的女朋友，这时候倒没有提出分手，而是说家里催着要结婚。

    可是等到去民政局的时候才被告知他不到法定结婚年纪。他回体Cao队找教练改身份证和户口的年纪，可是教练说改一次成本太大，他做不了主，让去找领导，可是领导一个个都躲了，他根本找不到人。

    伤心的运动员一怒之下只好把唯一能找到而且态度仍旧很不屑的教练给揍了。为了这件事情体Cao队没有安排他正常退役，而是相当于把他赶了出去，没有给任何安置费。

    女朋友说不可能等他三年，以这个理由彻底分手了。

    失意的前运动员回到了阔别的家，见到愁容满面的双亲，家里的条件和十几年前一样穷苦，而原本落在他身上的希望也破灭了。

    他本来想重新开始，但是从小没正经念过什么书，也没有劳动的体力，只有一身伤病，做什么都不成功，这让他越发自卑窝囊，少言寡语。这种性格在周围人中也吃不开，受到邻里嘲笑，他怒而伤人，被捕入狱。父母对他失望，相继去世。

    几年后等他刑满释放，出来后家里的房子已经被推平，老社区被改建，他无法提供房产证，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拆迁款。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赤贫流浪汉，不得不靠乞讨维持生活。

    在他生命最后一年曾经收养过一只流浪土狗作伴。那是他不幸生活中唯一一点温暖。可惜就在前几天，他的狗被一群从面包车上下来的人给捉走，他一瘸一拐地追着车跑了很远，最后跟丢。但是他不放弃，一路摸索着找去，最后在一家韩餐狗rou馆后门看到了一张毛色熟悉的狗皮。他发疯地冲过去打砸狗rou馆里的人，被人一顿踢打，给丢了出去。

    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在一个雨夜惨死街头——正是医生偶然发现他的那个夜晚。

    听完医生的这段介绍，梅宝也忍不住为他的悲惨命运微微摇头。

    医生摊手：“所以你看，他已经这么惨了，我不能答应他的事不办。”

    梅宝说：“可是我不认为那个教练有多该死。”

    医生说：“严格地说在可死可不死之间。”

    梅宝挑眉，“还有这么一个中间档么？”

    医生说：“教练的恶，当然不全然出于他个人的品行问题，很大一部分是体制问题。客观地讲，不能把运动员的悲剧全算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可是怎么说呢——就拿咱们从前打土豪分劣绅来说吧，土豪劣绅不管人品好坏都在打击之列，理由就是他们所处阶级的原罪。一个体制内的得利益者自然会成为农民翻身闹革命的时候直接而具体的处理对象。同理，在这个案子中，那个像野狗一样死去的运动员一腔仇恨总要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才不那么苍白，这个人就是当初把他拉进这个体制，又无情踢出体制那个人——他的教练。”

    梅宝说：“你从前说过，区分人性的善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总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就算这个案子通过了你们的审核，我也没有执行的兴趣。”

    医生说：“你是不是认为委托人是个乞丐，所以担心没有委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