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初胎想起她哥大喊“保护好我妹”时的表情，以为孟春水在说这事儿，便点点头道：“也是。幸好这回没出什么事。”

    孟春水则自顾自道：“我就比他胆小太多了。”

    赵初胎听着这话，又觉得他仿佛不全是在说今天这事情，可她也猜不出别的，只好一知半解。

    没过两分钟，赵维宗从里屋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眼角竟然还泛红。

    “哥，你这是吓哭了吗？”

    “去去去，刚才谁哭得最凶啊？是里屋温度有点低，我被冲得打了几个喷嚏。”

    “切，谁信啊。”赵初胎撇了撇嘴。

    “行了行了，打针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嘛，我今天算是克服心理Yin影了，就是有点饿。”

    “我昨天订好了餐厅。”孟春水道。

    “这么好！”赵维宗脸上露出喜色，“正是饭点儿，又逢周末，不订的话，这附近可能还真没地方吃得上饭。是哪一家？”

    “西直门烤rou。”

    “这家好吃，可我这种残疾人士，用筷子可能有点不方便。”

    赵初胎注意到她哥一个劲儿朝她使眼色，会心一笑，道：“那你想要谁喂你？”

    赵维宗往孟春水那边靠了靠，用尚且灵活的左臂揽住那人肩膀，笑嘻嘻道：“当然是——”

    “我可以喂你，”孟春水大方道，“但你得答应我，一会儿吃清淡的，烤rou不许蘸辣椒。”

    第12章

    赵维宗的爷爷大名赵淞宸，是清末举人六十多岁时生的儿子，上过私塾也留过洋，是个有点小钱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搞哲学研究，娶的媳妇也是搞翻译的大家闺秀。后来文革期间，他和赵维宗的nainai在猪圈里养过孩子，也在广场上被人给剃过Yin阳头，还是坚持让儿子偷偷读些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孔老夫子，抑或是托尔斯泰。

    然而，文革过后，两口子却突然改了想法，坚持不许两个儿子把文化学得太多了，而是让他们混个职高学历就上社会上赚钱。

    于是赵维宗的父亲如今成了跑货运的小老板，他小叔则干起了倒卖玉石的生意，常年往云贵越缅那边跑。

    都说别人是文革时扔书，他家却是文革后扔。至于为什么这样，赵老如是说：“突然想明白了，这年头有时候文化会害人的。”

    赵维宗他爸对此颇有些怨言，每次年夜饭喝多了酒，都要拉着弟弟抱怨几句，说他年轻时想当诗人，现在却只能在国道上拉着一车肥猪yin诗。赵老爷子每次听见儿子如是说，总是捻须不语，看不出在想什么。只能等赵维宗他妈煮完饺子回到桌上，招呼大家打牌，这过年的“祥和”气氛才能稍稍回一点温。

    赵维宗则一直对他爷爷心怀敬佩，倒不是因为从他嘴里听说的那些奇闻异事，也不是因为他身为“哲学教授”时不时发出的那些神神叨叨的慨叹，赵维宗把爷爷视为偶像，是因为觉得他是自己身边内心最坚定的人。光从三年前nainai得了老年痴呆，一天比一天迟缓下去，爷爷还是坚持每天傍晚带她去后海边上跳华尔兹就能看出这一点。

    赵维宗问过他：“nainai还记得舞步吗？”

    赵老爷子回答：“当然不记得了。”

    赵维宗疑惑不解：“那你们怎么跳？”

    赵老爷子气定神闲：“你自己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于是那天傍晚赵维宗跟着爷爷nainai去了后海，暗红的落日下，后海边上全是留着拖把头，拿着吉他在湖边酒吧里乱弹的摇滚青年。烤串的香味与崔健的旋律齐飞，碰杯的声音与骂街的嘶喊混作一团。而在这一片缭乱中，几棵柳树下，一个录音机放着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周围站了四五对老人，其中就有赵维宗的爷爷和nain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