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始更严厉地管束他的外表。

    不准他留短发，不准他穿深色的衣服，不准他站直了走路。

    “你那个样子太招摇了，”她说，“你想干什么，想勾引谁？”

    秦绶不知道什么叫做“勾引”，他只是长高了一点，声音变低了一点，肩膀变宽了一点。

    这些都是他控制不了的，就像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但母亲觉得他可以控制，觉得他是有意在变成那种恶心的样子，故意在跟她作对。

    秦绶有时候想，也许母亲说得对，他生下来就是来还债的。

    不是上辈子的债，是这辈子的——他是母亲用来堵住长辈嘴的工具，是一个传宗接代的符号，是一个可以随时被丢弃、被贩卖、被定价的物品。

    后来家里有了妹妹，他不再被需要了。

    母亲对他的定义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用完了就可以扔掉的东西。

    区别在于，东西用完了还可以卖给下家。

    十七岁生日那天，母亲破天荒地给他煮了一碗面。

    一碗清汤挂面，上面飘着几片青菜叶子，连个荷包蛋都没有。

    秦绶端着那碗面，心里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不是第六感，是一种从胃里升起来的、冷飕飕的、类似于铁锈味的东西。

    母亲坐在他对面，表情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慈祥的。

    “你十七了，”母亲说，“快成年了，该自己养活自己了。”

    他还没满十八，但他没有说话。

    母亲从他碗里挑了一筷子面吃了，嚼着面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工作，能挣钱，包吃包住，你去吧。”

    秦绶看着母亲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没有不舍，没有愧疚，甚至没有欺骗者应有的心虚。

    那双眼睛是坦荡的、安然的，像一个终于完成了某项艰巨任务的人，在卸下重担之前的那种平静。

    他问是什么工作。

    母亲说了一个会所的名字。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从母亲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东西。

    母亲的语气太平静了，不像是在跟自己的儿子说话，更像是在跟一个中介、一个商品、一个即将被交付的货物说话。

    “合同我帮你签了，”母亲说，“违约金你赔不起的，好好干。”

    秦绶坐在那里，面凉了，坨了，粘成一团。

    他的手指慢慢收紧，指甲掐进掌心里。

    他把那碗面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吃完之后他把碗洗了，把灶台擦干净，把抹布迭好放回原位。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床底下那个黑色的垃圾袋拉出来——那是他的全部家当，几百块钱，两件换洗的衣服，一条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