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济改革的同时,再进行整体的分配规划设计，城市、农村或各个阶级，具体要怎么分配,我观方叶同志的报告，总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政府的钱向谁去，二是税收的大头向谁要。”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公有制的钱流向哪里,税收谁该多收,这就是分配理论的两条核心。”

    这时朱老总侧过头看向少其问道:“少其同志,钱往哪里流，又该多收谁能否仔细说一说。”

    少其擦着火柴点起烟抽了一口，而后说道:“主席、老总，钱往哪里流，我认为公共投入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交通、水利、能源、教育、医疗，国家基础的六大块应当多投入，这是第一层的分配。”

    “第二层是现有获利阶层,公有制的获利阶层就要提高他们的消费,用消费带动工业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增长，不仅解决就业问题,而且经济循环也就有了初步的构建,，至少这其中的个体户阶层就会获得一部分利益。”

    “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分配到,这又要怎么办?”总理说道。

    少其回道:“这是第三层,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只有社会形成了一批有能力的消费群体，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百姓收入才可能真正的实现直接增长，而国家现阶段对于农业的投入,并不能直接促使农民收益，原因是农民同样在高支出。”

    “因此，只有在农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进行调整，提高生产力就是发展农业机械化，这需要工业来完成，而要改变生产关系，在这一方面，就要发挥村集体的作用。”

    “实行农业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地区，可以由村集体组织耕作,收益进行分配或投资,至于节余的劳动力，若单纯依靠公有制企业，无法解决如此庞大群体的收入增长，需要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农民用工作的收入来弥补农业劳动收入低的问题。”

    朱老总说道:“这样一来,不就又陷入了方叶同志那边的情况了?”“不一样。”少其说道:“我认为那边的这个方式没有问题，重点是出在分配之上，方叶同志那边农民虽然提高了收入，但是依旧在进行高支出,而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调整来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老百姓的支出，除柴米油盐这些基本物质支出外，主要还是房子、教育、医疗、养老四大块,而我们可以提高对公有制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新富人群体的税赋来平衡,将这些税收用于平衡城乡发展差距，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支持成立乡镇、集体企业,建设乡镇村,减少城市化的比例来调整。”

    少其弹了弹烟灰说道:“我认为城市化率最多55，不能再高了，即便将来要提高，也应当是缓慢的提高。”

    其实要进行调整也很简单，一手合理分配城市居民的收入，一手缩小城乡差距,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思路，改变为城镇为中心，说到底就是资源的倾斜力度。

    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城镇为中心的差别就在于,城市基于交通、能源、物流等的保障能快速的形成产业链和消费群体,而城镇双重点,从国家的角度看，发展就要慢一些，但这个慢要看怎么对比。

    过去是1978年改开,而现在如果六十年代就实行新经济政策，哪怕是部分实行,但由于国家整体工业建设时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调整,城市可以完成产业集群,而乡镇同样可以形成小集群或者进行配套工业(工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