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这一动作，立即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关注，双方自1958年交恶的关系开始缓和。在人民日报发出文章的数日之后，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莫伊索夫主动与到联合国参加会议的伍修权进行了会谈，并邀请参加了宴会，随即中、南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四月底,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科查波波维奇成功访华，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恢复,随即中国对外贸易部派出了一支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双方贸易也就此恢复。

    关于取消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决定,也是中央做出的，主席和几位领袖商议之后，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成功的,而南斯拉夫最后解体,其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而是在政治和民族问题上没有处理好。

    同时主席认为加强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有助于将来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039;，现在批判这个国家，将来中国又搞类似的制度,这是极不合理的,何况南斯拉夫有两千多万人口,又是一个工业国家,这样的市场不要,也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能够促成两国关系的快速变化，除了历史原因，还有外交的实际需要与方叶的推动,外交方面,中国现在处境困境，到处竖敌完全没必要,所谓擒贼擒王，批判苏联就可以，挨个批与国家并无半分好处。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一众社会阵营国家交恶，对外贸易赢来了挑战,仅华昌集团的业务每年的损失就将超过两三千万美元，而华昌开发出来的一系列产品，需要国外的市场，继续下去,按方叶给国家的报告所说,华昌在北方的工厂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时下《鞍钢宪法》开始在全国推广，根据中央的要求，鞍钢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下到了县一级，并号召全国学习，全国都开始了鞍钢模式,不过同安示范县依旧是个例外。

    国家的风吹到同安县就吹不动了，作为全国第二个示范县，同安全县的工厂基本都在学习华昌的管理模式,虽然国有企业没有搞华昌那一套年底淘汰的制度,但是工厂的相关制度基本都是健全的,全部推翻重来,显然不可能。

    与此同时,庆州市的企业以及华昌在全国的供应商,同样受到了两种制度冲突的挑战，一方面华昌按照自己的模式往外推行,这么多年下来，许多工厂多多少少都了解到了华昌的管理制度，一些供应商也模仿着建立了起来,可现在一个鞍钢宪法下来，一下子让这些企业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实行鞍钢宪法，自然可以，但华昌的供应商考核体系就无法满足,而不能满足要求的供应商，华昌就会将其踢出去，这种搞法有些霸道,但是与华昌合作非常深的企业，甚至那些工厂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华昌的供应货，都因此一度陷入了两难之中。

    不过作为政治站位第一的时代,纠结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一些企业党委开会讨论之后，果断认为根据鞍钢宪法和伟大领袖的指示，‘政治&039;必须讲，华昌这种不讲政治的搞法不能接受，开始实行了鞍钢宪法。

    就此，华昌数年来,通过供应商考核体系和审核体系，不断向国内企业推动企业管理制度的努力，一招散尽，数年心血化为乌有。

    其实这些还不打紧，毕竟只要供货商能够提供合格的产品就行，而由于过去的制度被破坏,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供应商根据鞍钢宪法上的领袖指示，开始了盲目扩大生产，大搞‘技术创新&039;，而结果就是交给华昌的零部件开始出现批量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