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发展历程中，对商人及商业的认知极度偏颇,对经济的理解同样如此,这也是方叶为什么一直说，新中国早期与明朝建国之初,许多地方极其相似的原因。

    明朝之初，商人虽没有地位,但至少私营商业还在发展;明朝农村百姓起码也能进城务工,明朝的农村百姓，农闲时还能织点布到城市卖卖，而新中国前三十年，则一把将这些彻底扼杀，实行的是全面官营体制,社会经济发展一潭死水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经济规律是无法被人为彻底中断的，因此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城市都出现了‘黑市’，一开始这些黑市还只是私下交易，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初,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公开交易了。

    一些百姓拿着农产品到城市里摆摊,这在国家政策和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各地政府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也很简单，全国物资短缺，城市表面上比农村是要风光，然同样物资不足,农民将多余物资到城市置换,实质上对彼此都有利。

    一九七二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到中国来拍纪录片，就拍下了城市黑市的历史纪录，人们公然在城市里摊摆，也没见有谁来阻止。

    由此也可从某种程度上来理解,其实这时的许多国人，包括不少的干部都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已陷入了困境,自由交易它确实非法,可抵不住人们对于物资的实际需求以及对于自由交易的渴望。

    具体到当下时空的中国,问题确实还不少，可也改变了很多，三线建设布局更加合理,投入也减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国家财政充沛了起来,城乡发展差异固然存在，但农村的自由经济也调整了过来,再加上责任田的划分农民的日子比历史上不知道好了多少。

    在大政方针方面,国家同样做出了调整,中苏未交恶前，国家的一些发展尚无法真正自主,因此只能跟着苏联走，而六零年之后，个体户全面解禁之后，仅四年国家就正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六六年开始全面实行。

    这—政策,主要是针对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发展、工农业调整等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于现有条件下，较大的改善或改变了国内的发展面貌,而这一政策实行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接下来的国有企业全面改革做准备的。

    国家通过这个政策,一面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一面调整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一面又促进社会个体商业及整体商业的发展，将国内市场慢慢做了起来,这些市场又进一步促进了诸多新国有企业的成立，生产了更多的物质,促进了社会商业的繁荣。

    如今，全国商业市场的销售渠道已经全面打通到了农村地区，城市居民能买的,农村也能买到，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此以来，国家实质只剩下了两个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