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经济学部的男生福田有些激动，“米骚动过去才两年，那些穷苦人的呼声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了！

    还有国内的工人处境，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越来越明显的动作，我们如果只是坐而论道，和那些麻木的良民有什么区别？”

    “福田君，冷静点。”

    井上抬手压了压，“没人说只读书。

    但行动需要策略，更需要保护我们自己。

    思想的传播，有时候像水，渗透比冲刷更持久，也更难被堤坝阻挡。”

    他翻开笔记新的一页：

    “我提议，下一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深化理论研习。不仅仅是泛泛谈论民主、反战，我们要更系统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殖民政策批判，以及国际法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这需要我们搜集更专业的书籍和论文，可能有些是禁书，流转要绝对小心。”

    “第二，”井上环视众人，“尝试进行更安全的社会观察和记录。

    比如，利用假期或课余，以学术研究或社会调查的名义，接触京都本地的中小手工业工场、佃农，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诉求。

    不直接鼓动，只是倾听和记录，形成报告。

    这些一手资料，本身就是有力的武器，未来可以在更合适的渠道，比如某些同情我们的法学教授帮助下，以学术成果的形式披露，影响力可能比传单更大。”

    中村摸着下巴：“社会调查？这倒是可行，听起来也无害。但经费和身份怎么解决？”

    “可以尝试申请一些冷门的研究补助，或者以个人兴趣小组的名义进行。”

    清水雅轻声建议，“我认识一位社会学部的助理教授，他可能愿意提供一些名义上的指导。”

    会议又围绕着具体书目、调查方向和潜在风险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气氛时而热烈，时而凝重。

    他们都知道自己行走在边缘，窗外那片暮色沉沉的京都，既有千年古都的宁静，也藏着新时代愈发严密的罗网。

    讨论间隙，福田忽然想起什么，问道：

    “井上君，你上次提到那个剑道很厉害的中国留学生，叫罗南的？

    他后来有再接触吗？

    他对我们的想法有没有兴趣？”

    提到罗南，井上神色动了动，思考了一下才回答：

    “罗南君，他是个很特别的人。

    剑术确实超群，为人感觉也很沉稳正派。

    我和他聊过几次，更多是关于学业和剑道。

    他对于日本社会现状，表现出一种观察者的好奇，但没有明确表露过政治倾向。”

    他谨慎地选择着措辞，“我觉得，他更像一个专注自身修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