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夜里，指导员被对方组织抓走。认为他是此方武卫队员，知道“幕后黑手”原校党委书记藏在哪里。娘子军舞蹈班的人来告诉她们，说是他去游泳，很迟才归，换了身干净衣服，当时正在刷牙。她们相视看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接下来的事，她们未料到：指导员就是不肯说出原校党委书记藏身何处，遭到毒打，熬不过毒刑就开始胡说。一说就人马出动偷袭，却次次扑空。看到上刑也没用，对方组织向他摊了底：他的两个女学生，忠于伟大领袖，看不过他的奸恶前来告发的。这使他精神全崩溃了。对方还不放过他，里面五大三粗的工人阶级看他细皮嫩肉，相貌姣好，把他关在暗室里，轮番鸡奸他。

    “做过了头，但莫后悔。”班长说着，靠近她，眼睛蒙有雾气似的湿。“我们并不是喜欢他，我们只是通过他，知道了我们自己的心。”

    窗外的梧桐树叶绿得油亮。她的短发长了，可用橡皮筋扎辫子，她们形影不离，最爱去有抓痒树的山坡，话越来越多：谈每夜做的梦，谈各自家里人，那支口红是班长母亲的，文革初她母亲把家里有可能惹祸的东西全处理掉，但班长趁母亲不注意，留下了口红。她们把对方的名字刻在抓痒树干上，绕着学校跑，半夜翻窗爬进练舞室。谁也不提指导员，好像她们的生活里压根就没这个人，他从她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她们就是不要指导员的娘子军。那个冷清的上午，太阳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为天热，寝室窗大敞，她俩在玩扑克算命。现在口红已用到了底端，最后一点，她替班长抹上。

    班长对镜瞧着说：“红得鲜艳，不像樱桃，而像辣椒。”

    这话，怎么耳熟？她想起来，指导员曾说过，一个不祥的感觉闪过她心头。这时她听见楼下有男人声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树下的男人：脸色憔悴，身上穿了件松松垮垮的旧军衣，还戴了顶不知哪儿弄来的军帽，样子很狼狈。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但班长探头一看，惊叫了一声：“是他！他怎么会出来的？”

    指导员在梧桐树下向她们招手，让她俩下去。

    她们一直没有想过这个男人出来以后怎么办。或许她们一直认为他会死在暗牢里。不是心肠坏，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冤死鬼多的是。对方组织的头儿答应过她们，绝对不把她们检举一事说出去。还是班长首先恢复镇静。她说：“这个流氓王八蛋又来缠，我去，看他怎么招来着？”

    没等她说话，班长就出了门，下楼跑得那么快，她怕班长吃亏，急忙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