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子良回不回来过年呢?我每天都在心里问,但是我从来不真的去问他。随他吧。妈妈在耳边唠叨,他不会像外面的其他男人一样,有了什么不想回家的情况吧。我却不去忧心这些。对于子良,其实我不敢说放心。婚后,我就曾无意间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好多信件,里面还夹杂着一个女孩的照片,很年轻很羞涩的那种。捕风捉影不是我的性格,我的骄傲更不容许我去争风吃醋。我假装不知道。何况真有什么,大概信件也不至于会明目张胆寄到家里来,也许只是普通的朋友。我曾跟子良约法三章:可以有小蜜,只要不被我知道;不被我的亲友知道;不被我的同事和学生家长知道,否则只有法庭见。
所以,对于未来,我不盲目乐观,亦不消极悲观。
08年农历年前夕,罕见的大雪,灾难。一如在98抗洪中的英勇,子弟兵总是抗灾中最排头的。看着电视中,滞留车站的旅客,我猜,人群中是否会有归来的子良?直到新年钟声敲响,直到子良打电话来祝贺新年快乐,我才在恍惚中相信,子良真的不回来过年了。这是我们认识五年来他第一次不在我身边过年,我特别孤独。我分不清是否有、有多少爱的成分,只知道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我的习惯。儿子长势喜人。走路,说话,背古诗,说儿歌,长自创的歌。可是,穿上我奶奶给他缝制的棉鞋,他的脚偶尔却会往外拐。走路时不拐,站定时就拐,不知是故意闹着玩,还是……我自己脚受过伤,特别害怕儿子有什么问题。心情辗转反侧。
儿子新春刚过,就摔了一跤,鲜血满面,额上缝针,针针刺着我的心。无意中电话里说漏了嘴,子良开始电闪雷鸣。我委屈得无以复加。
子玉来电话说南京学电脑的费用贵得吓人,她过年前就回了家,回到了服装厂,那个她以为一辈子都不需要再回去的地方。可是她不喜欢加班,她平时花钱较多,月月是"月光族",有时还要借钱。所以她希望可以到我的家乡来找工作。"子玉,"我决定把丑话说在前面,"你打算长住吗?如果是一年半载的小住,你就住我家。如果是三年五年的长住,我帮你出去租房子……"不等我说完,子玉接口了,"我就租你家的房子住不行吗?嫂子?""我……子玉,房子空置才会出租。我们家的房子一共才80平米,间间都住人都使用啊!"我力图语重心长。"喝,大嫂,还一家人呢!你真虚伪!你怕我不付房租吗?我一千二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全给你够不够?""你……你太没礼貌了!你怎么在讲话?"我气极了,但还是活生生地咽回了"没家教"的评价。也许,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的是不同的处世风格。我接受不了子玉的方式。我的日子很郁闷。
子良父母也来电话,想让女儿过来住。我想一时的回绝也许面子上有些尴尬,但好过朝朝暮暮面对面的难堪。握着她父亲的电话我犹豫也为难了好一阵,不忍心说不,可是回想去年半年相处时的矛盾,要点头太力不从心。不知子良会怎么想,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在电话那头很不高兴。可是他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难题,如果他不能够谅解,我也只能叹息。
工作总出错,年后短短不到两个月,却几次布置了语文作业却未曾下发作业本。过去六年中从来没出现过这等低级错误。害得必须拿着学生家庭联系卡,挨家挨户送作业本。家长说我负责任。我觉得恰似说我不负责任。假若负责岂会有这样可笑的奔波?子良在家时,我们曾经跟着潮流在基金上投下了8万元,可是自去年10月以后一直回落。我觉得像被套在圈套里的羔羊,进退两难。
过年时心情还不错,开学也还算开心。可是步入三月下旬,无以名状的忧郁、烦躁、落寞里三层、外三层地环绕着我、笼罩着我。好象有许多压抑的愤怒。我没有能力去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妈妈又总是惦记乡下的老家,也许那里埋藏着爸爸和她的回忆。宝宝一回去就满地挖泥玩水,弄得像个泥娃娃。我次次周末周日都弄得比上班还累。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会过成今天的模样。每每念及于此,念及我的现状,我的心忍不住撕裂般的疼痛。揪心、窒息、茫然,都成了我生活的代言辞。我不知道要怎样走出这充满阴霾的情绪低谷。我尝试把所有不快乐的原因罗列出来:基金暴跌,分居两地,没有成就感,换房无望……其实如果我们有一套大房子,子玉过来住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也不必这么硬心肠地回绝她。我读了一本《37度女人》的杂志,有篇文章叫《高层次贫困》,看了后怕。说中国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却从骨子里感受到一种精神贫困,有再多房子再大基业再多资金。可是都摆脱不了贫困感,一种深层次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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