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建议是，天启四年正月动手，随后十月依旧按三成征收田赋，但是天启五年必须降到两成半，天启六年降到两成，天启七年直接降低到一成。

    至于其他民田，则是由官府出面废除所有杂项和杂税，在燕山学子就学后，从天启五年开始逐步进行税制变法。

    最后、将农业税彻底定额，并且进行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变法。

    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朱由检特意解释了这两个政策的性质。

    总的来说、封建王朝主要税收还是人头税，也就是俗称的“丁税”，其次才是田赋和各种税收。

    大明实际的田赋税率很低，三十税一的税率，几乎所有封建王朝都望尘莫及，堪称最低的田赋。

    但朱由检很清楚，古代农民负担大头从来不在正税上，特别是明朝。

    如果只看明朝的税率，再和欧洲那动不动三四成甚至一半的税率比，那大明是大大的仁政。

    但农民除了税收和地租，还要负担徭役，那可是动辄几个月让你自带干粮的义务劳动。

    一旦误了农时那负担就会陡然加重，还要负担比正税高几倍的“耗”。

    除此之外，百姓还需要变相的负担各路官员迎来送往的摊派，以及出去赶集有榷关税。

    不仅如此、明朝货币体系也是稀烂，农民手里有粮食，有各种农副产品，但是没有银子，毕竟银子和铜板地里不长，甚至一般小地主也未必有多少现银。

    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导致平常收实物税也罢了，但例如崇祯加派三饷等要收百姓现银的情况下，百姓身上的负担会更重。

    原因很简单、作为农民的你不能及时兑换到银子，因为那些奸商在这种时候会哄抬银价，因此农民实际的负担要比三饷账面上的多几倍。

    还有其他各类杂项也时常催逼现银，平常可能一石粮食五百文，可交税时便往往要二石粮才能兑换到五百文。

    所以古代税吏下乡鸡飞狗跳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个税收模式，不是伱简单的从钱包里掏出银子交给他就完事的，而是你要赶紧把辛辛苦苦省下的粮食高价兑换成银再缴纳，这里面有多少额外成本，可能只有受苦的农民和赚了银子的奸商才知道。

    另外，由于大明是季风气候，而季风气候好在雨热同期，却坏在不稳定。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地区三年内基本是旱一年涝一年风调雨顺一年，风调雨顺那一年保不齐还闹虫灾。

    这些东西在农业社会就很可能是三年里有两年大规模减产，一年丰收，勉勉强强支应而已。

    所以、朱由检要把税收简单化，最简单的就是先确定摊丁入亩，将人头税从按户收取变为按田收取，随后将田赋定额在10。

    至于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变法，则是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

    只要废除他们的特权，大明七亿多亩田地，即便每亩只征收10，但依旧能收上来上亿石粮食。

    但这么多粮食如果要储存起来，以大明眼下各地的常平仓和官仓根本不够，因此必须要更简单的收税。

    必须从实物税转变成银钱税，而大明没有那么多铜钱和白银来进行实物转银钱的库存，因此货币改革就迫在眉睫了。

    银币和铜币必须产生，但面额不能太大，因为面额一旦大了，全国各地就会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