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11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

    昂热拉向我解释：“咱们开车去‘保安警’赌场。它位于十字架路的西头，在老码头附近。那是所谓的冬日赌场。夏天，从六月份起，‘棕榈海滩’开张，那是夏日赌场。它位于康托码头后面，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头。”

    “‘保安警’里非常舒适。那里也可以吃饭，在‘大使’餐馆里吃。那家餐馆的老板马里奥先生，真是了不起。”比安卡-法比安说。我们站在客厅里。夫人们围上她们的披肩，穿上貂皮和毛丝鼠皮小袄。昂热拉披的是一条网眼白披肩。客人们边聊边走向他们的汽车。我回头张望，手里拿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

    “您找什么？”

    “我很想给这里的仆人留下点钱。”

    “您把它放在这碟子里吧。”克劳德-特拉博说，奇怪地望着我。那只碟子放在一张旧橱柜上，里面已经有几张钞票了。我将我的放进去。“您是第一位。”特拉博说。

    “什么？”

    “给仆人小费。其它票子是我放进去的，好在我的仆人面前保住面子。”

    “您是说，这些亿万富翁没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