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