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除了坚强的经济后盾，人才资源也相对充裕。自宋代开始，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就已移至江南。起事之初，后来写出流行小说《三国演义》的施耐庵、罗贯中，即投奔到他的帐下，幕府作宾。不过，这些文学青年眼高手低，纸上写起造反来头头是道，真干起造反的活来纯属纸上谈兵，张士诚也不拿他们当作回事，他们也不好意思混下去，先后去了别处，没有像沈万三那种韧劲，与张士诚精诚合作，坚持到底。而这些，对同行业竞争的朱元璋来说，该是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啊！

    张士诚造反沈万三生意兴隆，朱元璋造反沈万三则被害得不轻。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部打下常州，把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给活捉了。张士诚赶紧“捞人”，沈万三狠狠地砸了一笔钱，找人为张士德具保，办理出狱手续。但朱元璋做事够绝，竟把张士德给杀了。沈万三的银子虽然白花了，但与张士诚的关系更铁了。

    比朱元璋更可恨的，还是蒙元朝廷。张士诚造反最终不成功，主要是地方选得太好。太好，“辩证法”的观点就意味着有太坏的一面——江南，整个朝廷就靠这块宝地过日子，你把它据为己有，朝廷的日子还怎么过？所以，在众多造反者中，张士诚是挨政府拳头最狠的一个。换个角度说，张士诚拼命闹，又等于给别处的造反兄弟帮忙。这一点，朱元璋很清楚，所以张士诚称王时，他一心埋头干实事，不称王显摆，也不随便到张士诚的地盘寻点便宜。

    切断元朝的经济命脉，张士诚啃的其实是一块骨头，根本就不是一块肥肉。凡要人性命，必招人死拼。群雄乱战，张士诚又处在了朱元璋、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面对巨大压力，张士诚只好投降朝廷，当了个太尉。做出这等抉择，对张士诚来说显然有点无可奈何，对沈万三来说则是利益倍增——过去生意场上只有黑道保护，现在黑道、白道全齐了。

    随着张士诚的变身，沈万三又名正言顺地用上了朝廷的优惠政策，干起了海上贸易。沈万三的两个儿子沈茂、沈旺便为张士诚督运漕粮，响当当地做了官方生意。沈万三于元末迅速暴富，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候的张士诚其实也有风光的一面：脱“匪”为“官”，身份体面，又重兵在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朝廷还派出使者莅临张士诚的驻地，张士诚在隆平府（苏州）举行隆重宴会，招待朝廷使臣伯颜。

    这一次，沈万三接受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就是为张士诚造一座“纪功碑”，扩大张士诚的社会影响，并流传后世。

    做生意沈万三是强项，搞艺术他就有点勉为其难了，但他弄得非常出色：这座保留至今的“张士诚纪功碑”，高达三米，有一百一十八个浮雕人物，人物层次分明，最上方为朝中侍女，二层的正殿正中端坐着张士诚，三层的偏殿为朝中大臣，底层则是身穿铠甲的护卫官兵。沈万三的艺术天赋，是将使臣伯颜处理成一个小人物，居下方作陪：张士诚不是降将，也不是降臣，而是俨然面南背北的王者！

    “纪功碑”的树立，说明张士诚对此很满意，沈万三对张士诚的内心把握也很准确——这个时候的沈万三，已经熟悉了官场，精于政事，出色的商家已炼成了玩政治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