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祖上的荫德而世袭武职，到史可法祖父史应元这一辈，其实已经改变了。史应元中过举人，官至黄平知州，因为为官清廉，所以没有解决家庭脱贫致富的问题，无非比贫寒之家稍好一些。史家家风正派，史可法读书用功，崇祯元年（1628年）举进士，任职陕西西安府。这时，蜂拥而起的流民恰起自陕西，但史可法并没有参加平定流寇，因为他只是西安府的正七品推官，主要从事司法、审计之类的工作。史可法除了扎实的知识功底，更有超强的敬业精神，任职期满后便被擢升为户部郎中，督太仓及辽饷，这也是朝廷用人所长。

    民变的现实，影响着史可法。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诸部，长期奔袭于今安徽及其与湖北、江西结合部，崇祯七年（1634年）冬，江南巡抚张国维提议将安庆、池州诸地巡抚分设，以集中解决这一地区的流寇问题。平定流寇通常是吃力不讨好，众多官员都因此结局凄凉，但史可法有着与众不同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他大声疾呼：“国家养士，原为社稷封疆计。今若此，非所以报主恩也！”于是，经张国维的举荐，史可法于崇祯八年（1635年）春任江西右参政、安池兵备道，负责监督地方军事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其文官身份也自此一变。

    史可法在地方很受官兵与百姓的敬重，关键是他有亲民之心，能自觉与士卒同甘共苦。明季的官军条件艰苦，军营里甚至帐篷都没有，寒冬腊月都露天扎营。史可法同士卒一样夜坐草间，与士卒背靠背相倚，深夜的寒霜结满甲胄，欠身起来，一身冰霜嘎嘎坠地。

    明季的灾害殃及地域广泛而种类繁多，皖地蝗灾即为史上罕有。崇祯十一年，无数蝗虫自西北飞来，若云密雨骤。史可法组织官民进行扑杀，被打死的蝗虫堆积如山。但是，老的蝗虫打死了，新的蝗虫又来了，了无尽头，史可法几乎精神崩溃。深更半夜，史可法跪地祷告上天，每次都虔诚地焚尽三香。三炷香烧完，天也就亮了。精神的折磨，体力的透支，令史可法人更瘦，脸也更黑，手下的人倍感心痛，劝其休息，保重身体，史可法说：没什么的，我做秀才时，一个月也只睡眠七夜。当官以后，无非惰性大了些吧！

    史可法确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身体并没有累垮。但史可法文官出身，更多的是书生属性，只是主观上有建功立业的思想，有为国分忧的精神。

    虽有运筹帷幄之心，决胜千里之志，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却很平常，多年战果也屈指可数。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史可法因没有如期实现平叛目标获罪。这时，朝廷也是可用之人太少，官员不能处理太多，于是朝廷自己为自己找了个台阶，责令史可法戴罪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