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家人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情况之下，每年存款大约能节余一两百元,若是家中有一个病人，一年吃个十元药,加上收成稍欠，则一年存款甚至很难超过一百元,若遇灾年瞬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

    其实除了灾年,哪怕是统购统销、公社化，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条件好的地区也还能有一些节余,但后来随着—系列的政策和运动,反右、大跃进、再加上文革,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时长受到巨大的破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时任湘省省委书记的话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其实这事的发生从1955年就开始冒出苗头了，在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上,邓子辉与最高领袖就意见不同,一个说慢—点一个是要快,再快,更快，接着从批评开始发展到批判,再到‘右倾’的帽子，邓子辉于55年12月正式离开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1955年底至56年1月，各省上报国务院的56年年度计划，开始再‘更快’的意思下，出现了浮夸风,接到各地报告各的总理和陈芸顿时慌了，决定压一压,要‘反冒进’要稳定发展,结果情况被最高领袖知道了，上来就是一顿怼，搞得二人下不来台。

    ‘反冒进’由此变成了‘反反冒进’，国务院工作上的失误,开始由批评正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只有反反冒进反右倾,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祖国,如此一来,稳定发展的号召被打破,不过这一时期还是能控制得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57年庐山会议之后,就完全失控了。

    从‘大炼钢铁’到‘放卫星、亩产万斤’，中央高层集体做出了超出实际的规划,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而这个结果无疑是集体造成的。

    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将责任归究到具体的个人，那么在农业之上，少其与晓平要负责;在国家政府工作统筹之上，伍豪、陈芸要负责;而在整个形势的总体变样上,最高领袖要负责。

    意识指导行为，但思想要联系实际，行动之前更要认真研究、规划，哪怕思想高度再高，再有全局战略，但脱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行动的结果只会让这些思想，变成为正确的废话。

    ‘三代之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些思想高不高尚?正不正确?理不理想?当然是肯定的,但不能因为思想高尚正确，就认为做出的‘规划’就全部正确。

    这个‘规划’用政治的话语来说就是‘路线’，一部分领导认为要‘稳’,这是一个路线,而最高领袖和另一部分领导认为要‘快’，这是另一个路线,究竟谁正确呢?历史已经给了答案了。

    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决议是集体做出来的,所以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有人,如果要将这个责任放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么，要么是真不懂,要么就是坏。

    腊梅寒开,瓣指一方,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吵架,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事情也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同安县里的老百姓集体炸锅了。

    作为对政治知之甚少的群众,他们却拥有着朴素情感,人们一边倒的支持姚圭甲，大骂上面不要脸,认为他是同安县人民的好书记。

    因此每天都有老百姓提着整蓝子的鸡蛋、鸭蛋,提鸡抓鸭,来到县政府门口,说是要送礼,县政府是拦也拦不住,以至于门口摆了一地的各种百姓送来的物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