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起来说，就是计生政策对象几乎是一定的，但是计生执行的方式不容易确定，特别是在现下新中国政权建立还没有多久的情况下，国内外形势复杂，国内稳定压倒一切，若在这个时候因为某个政策引起国内沸腾，特别引起主体的汉族反感政府和党，那问题就大了去了。

    强制推行不能用，不强制，不进行矫枉过正则计生政策不会有啥实际作用，要强制推行还得找好一个合适的说辞，不能让占主体的汉族产生强烈不满情绪，这个事情涉及到重大政治问题。

    现下是六十年代，可不是八九十年代，老百姓随便捏，国民党的余威也还没有完全消散，真要强力计生，引起汉族老百姓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从中挑拨一下，党的信誉和威信可能会受到极大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搞的了。

    方叶想了一阵说道:“至少优生优育的理念可以宣传。

    总理点头:“这个倒是可以的。

    方叶接着说道:“或许可以先对一些群体来执行计生，比如党员要负起责任，全国1700万党员都要参加计生，涉及到民族计生政策时，汉族家庭允许生两到三个，少数民族吃商品粮的家庭一律允许不超过四个。另外全国五千多万工人阶级家庭，不分民族每个家庭最多生两个，同时在一些人口大省进行计生实验。

    “像华东、南的皖、豫、苏、浙、粤、赣、湘、鄂、鲁、川，华北的京津冀辽黑吉这些省份可以进行计生政策实验，西北地区人口少无分民族暂不计生。

    “执行计生政策的地区，农民家庭最多不能超过三个，城市家庭、党员干部一律两个，少数民族非党员干部和工人阶级，允许生三到四个，具体视调查情况决定;普通少数民族群众不执行计生政策;这其中无论哪个民族家庭，其天折、病亡的不计算，只要个人符合生育条件可以继续再生，国家不干涉。”

    总理想了想说道:“不针对具体民族和地区来划分，而是用阶级来划分吗?这倒是一个新举措。

    方叶点头道:“个人看法，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政策。既不制造地域矛盾，也不制造民族矛盾，就算汉族是计生主要对象，但汉族民众发现少数民族部分人也在计生，想必也无话可说。”

    方叶说道:“六、七十年代，一户家庭平均生51个孩子,六七个十分普遍，这个生育率实在太夸张了，而计生政策颁布后，最大生育被限制在三个，可减少40人口增长，即便数据暂时达不到，起码也能减少30，特别是人口最多的今年，一共出生了2900多万新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