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从十月革命成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解析从马列意识形态理念到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时代背景,并且对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实施的过程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总结。

    当然对于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带得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文章十分大胆的指出，当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同样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制度有效的整合了资源,促进了国家的快速进步，但由于其过度强调政府的全面管控，又使得经济发展与基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产生了矛盾，—种建立于理想状态的体制与现实经济逻辑间存在冲突，其具有管理的科学性,但是缺少科学性的经济逻辑。

    除此之外，资源的全面管控在分配、调度上也同样存在问题，全面管控体制下，一切生产与分配皆按照指令进行，它非常的理想化,但是忽略了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与计划生产之间反馈不及时的矛盾。

    文章中说，苏联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大规模计划管控中心，配制了大量的专业数学家、经济学家和专业计算机进行科学化分析与管理，中国同样也设有计划委员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进入计划与管理,但是两国的这种管理方式都没能成功的解决这种矛盾,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忽略了市场的动态性,而单方面的强调计划性。

    为此方叶还进行了举例，指出1959年国内出现的轻工业品缺乏的问题，就是因为计划生产与市场动态之间没有能及时反馈而造成的现象。

    方叶在文章中举例说:‘人民当下就要肥皂时,按计划主管单位的计划,要到下一季度或下一年度才能大规模生产，当终于完成产能扩充,开始生产时,假设原本市场需求是一百块,到了现下只需要五十块了，可是生产指标已经定下一百块，只能按指标生产,等到生产出来后，人民的需求又已经转变，开始需要头绳、发夹,于是继续调整计划,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造成计划不及时和大量的浪费。’方叶在文章中指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就是现下我国的计划体制正在走向教条，他认为国家计划应当是战略的,而不战术的;是一种顶层设计而不是对一个个工厂实际生产具体的指标性的干涉，工厂生产什么，应当是在国家战略布局下，行业/工厂根据市场实际需求随时应变，随时调整。

    他还指出,国家不可能对具体的市场进行细节性的全面把控，这根本就不现实,在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中，国家应当是战略规划与整体调节,比如布局产业链，支持和完善相关行业和产业等,而具体调节和应对方案应当交予市场。

    随即方叶就此引出了‘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他认为为了解决计划经济正在走向教条的现状,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一系列调整以补充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时机,若不调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升级、农业机械化等的发展就将在现有发展上限徘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保持在当下状态难以提升，并会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