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不是肉生产得太多，仍旧是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工人阶级的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哪怕他们的年收入是普通农民的好几倍，但他们的消费依旧处在低层次，买个热水瓶，都要考虑好两个月。

    农民自然不用多说，吃肉都是几两的割，上斤买的情况是很少的，是农民不喜欢吃肉吗?当然不是了，是吃不起!

    但从1966年七月开始，国家统计上来的情况有所变化，第三季度国内猪肉消耗量明显上涨了不少，而到了第四季度，特别是腊月，猪肉消耗激增，1965年因肉太多，于是国家政策减少了生猪养殖指标，可是这时却出现了猪肉供应短缺的情况。

    1965年&039;爱国肉’的情况发生以后，方叶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给国家的建议是，1966年全国实行责任田后，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长，年底猪肉等轻工业品可能会需求上涨，因此建议可以适当减少下一年度生猪养殖指标，但不能大幅减少。

    不过国家被65年猪肉过多的情形搞怕了，计划委员会制订的政策就是矫枉过正，直接对着全国生猪养殖猛砍一刀，艸攴结果就是到了66年腊月，全国猪肉供应出了问题。

    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好不容易过个肥年，特别是相对富裕的地区，哪家在春节前后不称个斤肉的，-时间全国有三四亿人同时吃肉，原本只供应不到15亿人口的肉，现在要翻倍供应，这哪里够啊，问题就这样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于是，国家再度调整政策，又开始了鼓励养殖和饲料补贴，方叶看到中央下发的文件啥也没说，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策的问题，而是当下经济制度导致的。

    计划永远是基于上一阶段的统计和分析，而不是基于整体宏观经济的调控，计划经济不讲市场，从而导致经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发生。

    结果，刚刚打上针吃上药，就发现身体又出现了新变化，头脚都不痛了，肚子开始痛，于是着急忙慌的又开始医肚子，医了半天才又发现，原来不是病痛，而是饿的，于是又调整农业政策，结果一顿操作下来，农业增长了，又发现身体病了，原来是缺衣，又开始增加轻工纺织生产。

    开年后，方叶刚回到北京，邓副总理就将他找了过去，作为新发委的负责人，他其实早就有些看不惯当前的经济体制了，特别是国内出现的问题屡屡被方叶说中，至于根本原因他也从方叶那里得到了答案。

    邓副总理对方叶说，目前这个体制下，新经济政策很难做出什么决定性的改变，他问方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