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相比起以前,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相反的十分不合理。

    过去两年来,国家要做的调整，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主要是损失太大,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这—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

    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次利方是个体商，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九六九年开始,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

    一九六九年，全国新增民营企业(不含庆州地区)，共655家,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

    谁得利谁支持,谁失利谁反对,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总理自然也知道,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

    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城市普通居民、手工商业者、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粮食价格低、义务劳动多、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对于全国农民来说,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

    然而，一个现实情况是，这种收割,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发现越来越割不动了，全国工人阶级四千多万，他们的工资水平与支出也不低,过去国家从他们身上搂钱过来发展，这使得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没多少钱可以消费，社会主要消费市场很快饱和，各种工业品卖不出去。

    至于广大农民身上，那就更割不动了，农业等主要产出国家割了十几年,义务工也割了十几年，部分地区的贫穷农民变成了赤贫,一家人穿一条裤子，除了一条破命外,也没啥可割的。

    光发展不分配,或者有限分配、不合理的分配，造成了国家发展出现了问题,这些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全国各类国有、公私合营工厂已经有29万家,全国具备一般工业品消费的人群约两亿,但平均一家工厂的产出,所销售人群不足七百人，想想有多可怕。

    几年前,全国工厂还只有24万家时,方叶将计算器一按，然后递给了总理，当时将总理都给震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