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副总理也说道:“从经济的角度看,这能给国家省下一大笔钱,但商品房销售确实是有些冒天下之大不违了。”

    “蒽来、晓平，二位怎么看?”邓副总理回道:“个人支持商品房销售,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职工的住房就算解决了,但对于城市一般居民的房子建起来了又该怎么分，哪些先分哪些后分,又分给哪些群体,这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

    总理点了点头,认可的说道:“确实是个问题,我看商品房可以卖,不过考虑到当前的社会阵营影响,或可换一个方式,不叫房产买卖,改成房屋产权承租制。”

    “这又是一个什么说法?”主席不解的问道。

    总理回道:“就是换一个说词,将原本的房屋销售改成承租，但其产权不变,这样—来就避免了同阵营国家抨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主席笑了起来，赞叹道:“这个办法好!到时房屋销售合同改成承租合同，产权证改成承租权证，等将来条件合适了,再出个条令条例承认其具有商品房同等产权就行了。”

    主席听完也笑了,点头道:“我看可行，再琢磨细化一下，推出具体的措施，就按蒽来的办法处理。”

    这是没办法的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一个国家搞商品房的，我国第一个搞，到时被人骂走修正主义道路,那是真的百口莫辩,所以这事确实得换个办法来。

    至于全民分房子，可算了吧，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除了工人阶级和干部阶层，从城市到农村老百姓谁家分到房子了?农村自建房政府也没有补贴一毛钱啊，说好的全民所有制呢，实际上利润几乎都投到了城市。

    所以，如果将这些事情扒开来看，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实也是不平均的,绝对平均贫困是一定的,但是富裕的平均则根本不绝对，城乡差别更是悬殊,因此这个时代，用‘绝对贫穷平均主义’来形容比较符合实际。

    城市富裕群体富裕得绝对平均,农村里贫穷的群体则贫穷得绝对平均，这是一个现实，更是一个事实。

    当年梁漱溟与伟大领袖争得面红耳赤不就是这个原因么，梁认为按伟大领袖那搞法，就是将农村给放弃了，而伟大领袖则认为他懂个屁,没有城市消费人群,发展起来的工业品谁来买，所以集中资源先发展城市则发展农村。

    两个人谁对谁错?其实谁都没错。伟大领袖发展城市，提高城镇化率,这是现实需要，从长远看也没毛病,而梁漱溟只看到了长远发展后的城乡差异,没有结合当时的国家实际发展需要，在他看来,要么一起穷，要么一起富，有些教条了。

    当然,伟大领袖也玩脱了，提高城镇化率无论短期长期都没错，可是工业发展得太过迅速,而资源又主要集中到了城市,片面的追求发展,而不讲分配的合理性，最后企业越建越多，消费市场却没有做起来,低层次发展出来的工业，成为了国家转型的巨大包袱。

    改开后，国企倒闭潮来了，当时国内近三十年没有任何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私营经济发展的起步极为困难,而大量的国企又成为了包袱,最后就出现了国有资产贱卖的情况,其实国家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一些落后的国有资产（比如企业)给了个人,让他们有发展私营企业的起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