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得好。”“不错不错，很有道理。”几位领袖纷纷赞同，就连主席都认真的听了起来。

    方叶继续讲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可以说一个不慎后果难料，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国家需要‘个人崇拜’，因此出现了领袖崇拜和个人及集体崇拜。”

    “回顾过去二十一年，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崇拜是带来了正向价值的,它保证了这个政权得以稳定，国家得以发展，民族得以延续，这一点不能否认。”

    “同样的，这些崇拜产生了正向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作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的历史作用和创造性，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人民抬高到历史进程的程度上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价值和地位。”

    “所以，领袖的个人崇拜也好，其它那些崇拜也罢，在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不会有现在这样高的地位，但崇拜不会消失,而是以其它的方式存在，这种索拜看起来可能更加注重实际,也就是名誉、地位、个人价值的共同体现。”

    “因此，人民史观不会消失，个人崇拜也不会消失，而是会平衡好二者之间的作用与关系，任何一味的强调单方面，最终都会造成更大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极端个人崇拜的历史时期会过去，而一味强调人民史观的行为也不会成为唯一。”

    “总结起来说，个人崇拜包括极端个人崇拜都是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利用好这个崇拜为国家和民族带来发展，只要它的正向作用比负面大，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崇拜,反之则不然。”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是需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崇拜也是需要的，但是苏联对于个人崇拜并没有去客观、理性的看待，也没有利用好这个政治工具。”

    “斯大林一面用来建设国家，对抗外敌，一边用于搞屠杀，滥用了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上台后，一边反对，可转过身后，自己又用它来洗白自己的政策失误，所以这一时期的苏联个人崇拜并没有彻消失。”

    “而到了勃烈日涅夫统治后期，国家经济、体制、社会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也再次搞起了个人崇拜，只是同样没有利用好，他只是用于维护个人统治，而并不是用来解决国家的问题，浪费了这个工具。”

    “如果将视野放到世界其它国家，我们会发现铁托、戴高乐、金日诚等人,他们的个人崇拜都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发挥了正向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并没有及时调整过来,从而放大了其对国家的负面作用。”